近年来，随着时下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用菌市场需求不断增大。在贵州省水城区，食用菌产业发挥着怎样的带动作用？科技如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科研人员应如何参与乡村振兴“国家事”？针对这样一些问题，记者正常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贵州水城科技帮扶队食用菌项目负责人于富强。记者：在贵州水城食用菌产业“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科技方面提供了哪些指导和帮助？于富强：2017年2月，我第一次来水城，参与中国科学院对水城的科技扶贫工作。当时处于脱贫攻坚阶段，食用菌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所有的环节参与的人较多，这对带动更多人脱贫致富最重要。水城的领导提出希望做食用菌产业，之前这里没有基础，要考虑选址、建菌种厂、选择食用菌品种等问题。第一年，我从昆明到水城跑了十多趟。当时这么大的任务下来，我心里是比较惶恐的。因为这不仅涉及菌种厂的选址、规划、设计和生产，还需要从区位、品种、成本和市场等角度进行全方位考虑。做食用菌研究，一般是不同的专家擅长不一样的种类。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专业领域覆盖不全他们的需求，开始请国内同行和实验室同事一起找资源。所以，中国科学院在这里做的不仅限于科技帮扶，而是参与到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所有的环节。解决“三农”问题，最终要回归到农业。我们科学技术方面的支撑是全方位的，从基础研发到应用示范，从新品种引进和选育到菌种生产，从农户栽培技术培训到成果示范推广。在一起努力下，水城建设了食用菌研究所、菌种厂和鲜菇冷链物流集散中心等。经过3年努力，水城建成了日产50万袋菌种的生产线，成为西南乃至长江以南最大的菌种生产基地。政府通过流转农户的土地，建设标准栽培大棚，同时建设菌种厂进行菌种保供，农户可以来打工，也能买菌种、租赁大棚自己栽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些农户慢慢成长为了大户，成立了企业（或合作社）。经营模式在发生着快速衍化，派生出以个体为主、“企业+基地”、“企业（或合作社）+基地+农户”多种方式。目前，逐渐有福建、山东等外地的企业或个人来租赁设施生产食用菌，这不但能带动当地农户的生产技术和水平，而且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水城食用菌产业“从无到有”的过程，科技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牵头企业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当时水城还没有撤县设区，原县委书记张志祥对这一个项目格外的重视，他平均每隔一两周都会去菌种厂和基地现场看看，很多时候是悄悄去。原有突出贡献的公司贵州省康群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春雨来我们实验室说：“我就认你做师傅了，以后有什么技术问题就找你。”我也毫不犹豫的答应：“我们能解决的问题马上推动，解决不了问题的从国内外给你找专家；技术难度大、研发周期长的我也会告诉你”。有了科技保障，地方政府重视，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执行力好，我觉得这是水城食用菌产业能做起来的根本原因。于富强：因为国家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参与进来的农户都是带着期望的，多数人也愿意接受培训和学习新知识。这其中，户外培训很关键，在栽培过程中手把手地教是最有效的。坐在那里讲理论知识效果不好，大家会犯困，有人想抽烟又不好意思。后来我们总结，在栽培和管理季节要多跑基地，现场讲，农户一下子就明白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首先存在着一个农户接受我们的过程。之前许多农户认为中国科学院是“给国家做事的”，离他们生活比较远，甚至有些神秘，不会去做种植、下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做了几次现场培训以后，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一次我去一个乡镇进行指导，有位村民问：“这个人是哪个乡镇的，还是县里的指导员或者技术员？”得知我是中国科学院的，村民说：“不像，这个人都踩泥下地、用手刨土的。”我当时穿着有洞的凉鞋，裤子是半截短裤，村民认为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从那时候起，我和农户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在水城也有了一个新绰号“于蘑菇”。我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生产和知识相互学习、相互修正和促进的过程。农户有自己的考量和经验，这时要考虑他们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接受程度，否则可能事与愿违。我很理解农户在投入方面的谨慎和观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今年种什么下去，要产生多少收入才能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医疗和孩子的教育，农户要算这个账。如果亏钱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讲是很大的风险。我们在农村开展技术示范推广工作时，一定要在模式设计的时候就让农户看到希望，不一定上来所有人都赚钱，但一定要有人赚得到钱，而且利润可观，这件事情才可能持续下去。同时，与其他农作物来比，菌类栽培对技术和管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带来的风险也偏高。比如羊肚菌做得好一亩地每年可以赚到二三万，做的不好本钱都要赔进去。这就需要我们在技术培训和管理指导上下足功夫，不断降低农户的风险。在水城绝大多数农户没有食用菌栽培经验的情况下，得益于从区、乡镇、企业到科技人员、农户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水城食用菌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大家的观念、意识和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个人也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启发。记者：食用菌产业目前在水城区的发展状况如何？在科技等方面，下一步有哪些提升计划？于富强：目前水城的食用菌产业，在生产规模上已排在西南地区前列。2023年，区里建成了食用菌批发商业市场和冷链物流集散中心，日周转鲜菇500吨，可直供西南、长三角和珠三角批发商业市场，在贵阳、重庆、广州等建立起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销售经营渠道，完全解决了水城食用菌的销售问题。当前我们关注比较多的是适合长久发展的食用菌种类和优良菌株选育。首先是市场行情报价高，第二是品质好。六盘水市（水城区）有“凉都”之称，很适合发展冷凉品种，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中低温食用菌市场有着不小的缺口。比如说平菇，山东是主产区，常规的市场行情报价为两三块一斤，但水城夏季外销的平菇可以到四块五一斤，利润翻倍。目前平菇已成为水城发展形态趋势最好的食用菌。同时，我们也帮助水城发展大球盖菇、羊肚菌、香菇等其他中低温食用菌，开展优良菌种的引进和选育，打全国食用菌供给的季节差和绿色发展牌。现在水城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有品牌意识和做长期发展的规划。在科技方面我们大家都认为，优良品种引进和选育、菌种保供体系建设和技术人员培训最重要，需要继续做好科技支撑。在此基础上，逐步从以食用菌生产为主、菌种生产为辅向以菌种生产为主转移，不断的提高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空间，充分的发挥科研优势和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带动作用，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同时，这也给整个产业的运维管理和团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下一步水城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于富强：让我思考比较多的是科研方向如何与国家需求相结合。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提出科研人员作为“国家队”“国家人”，必须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他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就是“国家事”，这让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有信心。中国脱贫攻坚成绩举世罕见，国家花这么大力气，派出这么多力量，作为科研人员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是很荣幸的事情。我以前主要是做基础研究，基本不需要跟农户打交道。自从开展科技帮扶和应用研究以来，我发现很多问题以前在实验室里是收集不到的。许多技术环节到了农户那里会发生变数，比如：我们研发的品种适合在棚里种植，但农户没有棚、又不愿意花太多钱搭棚，希望能搭简易棚或在自家林下种植；搭棚用的材料、甚至种植用的材料也希望能就地取材、自给自足。这是在一线才会遇到的问题，对我们的技术和菌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对此我深受教育和启发，通过跟一线技术人员和农户打交道，我们得知和收集了很多明确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不断修正和完善团队的研发方向和目标，更好地推动成果落地，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记者：总结食用菌产业在水城的发展历史，您认为是否有可以向别的地方和国际上推广的经验？于富强：近十年来，基于在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的实践，我们研发推出了一种适合山区的“农林牧融合发展模式”，最重要的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充分的发挥腐生型食用菌分解者的特性，转化利用农林牧业产生的秸秆、锯末和畜禽粪便等有机质进行食用菌（如大球盖菇）栽培，菌渣再以营养丰富有机肥的形式还田；其二是，利用菌根型食用菌共生者的特性，将植树造林、植被恢复与食用菌（如块菌-俗称松露）生产结合起来，人工林生长起来了，林下的名贵食用菌将持续产出。该模式通过珍稀名贵食用菌的生产，促进农林牧产业的有机融合和持续发展，具有清洁转化、高效生产和绿色低碳的特点，可在许多山区示范推广。同时，我们还在探索食用菌的科普研学、采摘体验和健康养生等发展路径，提高食用菌产业产值，促进一二三产融合。然而，谈技术本身容易，技术背后隐藏着大量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问题，这样一些问题研发难度大、周期长，多是企业、高校和一般科研院所不愿深入的领域，但对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支撑。比如羊肚菌菌种的快速衰退，这是一个典型的基础科学问题，却是产业的源头和重要风险点，对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我觉着这是中国科学院该做的，是主责主业中的“底层关键技术和基础科学问题”，也是我们的强项。以上的研究、经验和模式，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我们下一步将继续深挖其在土壤持续利用、食品安全与碳中和领域的应用潜力和科学问题，服务国家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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